军事历史:“朱毛之争”与古田会议

时间:2023-04-10 18:35:52 | 浏览:1666

来源:《军事历史》2010年01期,作者余伯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特聘教授摘 要:1929年6月下旬,中共红4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在这次会议上,红4军内部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的缘起是红4军前委和军委运

来源:《军事历史》2010年01期,作者余伯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特聘教授

摘 要:1929年6月下旬,中共红4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在这次会议上,红4军内部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的缘起是红4军前委和军委运作中的关系协调问题;争论的焦点是关于军委的设置问题;争论的实质是要不要维护前委代表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争论的结果是中共中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九月来信”,妥善正确地处理了“朱毛之争”,维护了党内团结,召开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古田会议。

研究古田会议(即中共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探讨它与党和军队建设这个主题,必然要触及古田会议前党和军队建设中的一场党内争论,即中共红4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争论(简称“七大”纷争)。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只有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才能更深层地了解古田会议的历史底蕴及其重大意义。

一、古田会议前红4军党内争论的缘起

古田会议前,红4军党内争论的焦点是关于军委的设置问题。事情的原委要从红4军下山说起。井冈山时期,红4军内就设有前委和军委。前委是中共中央任命的。中央规定:“特委及军委统辖于前委”,并指定毛泽东为前委书记。前委是红军和边界党的最高领导机构。

1929年1月中旬,为了打破国民党军的“会剿”,摆脱经济困境,红4军向赣南闽西出击,以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可是,红4军下山后很不顺利,2个团3600多人遭到大批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作战频频失利,原定“围魏救赵”的构想落空,部队处于绝境之中,“是为红军最困难的时候”。2月初,红4军在寻乌县罗福嶂山区召开了一次前委会议。毛泽东为简化决策程序,提高决策效率,提议:当时军情紧急,部队实行改制,军事行动由前委拍板,暂时撤销军委。军委书记朱德表示同意,士兵委员会主席陈毅也赞成。

于是,会议“决定军委暂时停止办公,由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这一决定在当时情况下是正确的。部队改制、军委撤销以后,红军提高了战斗力,很快取得大柏地战斗的胜利,实现了东固会师,然后激战长岭寨,击毙郭凤鸣。3月20日,红4军前委在长汀召开会议,决定在赣南、闽西20余县实行公开武装割据,创建革命根据地。红军的发展态势非常之好。

然而,在此前后,红4军党内却逐渐产生了不少矛盾和问题,单纯军事观点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日益滋长、泛滥,部队思想处于混乱状态。究其原因,主要有:

(一)红军在游击状态中产生的错误思想。红4军自下山以后鞍马劳顿,且遭到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追击,作战中多次失利,政治工作有些弱化,部队中的军阀残余、流寇思想和单纯军事观点等有所抬头,一些指挥员热衷于“走州过府”、“招兵买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太平天国式草寇生活,不愿做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和建立根据地的艰苦工作,加上旧军队带来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影响,制约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领导权的建立。

(二)中央“二月来信”带来负面影响。1929年4月3日,红4军前委在瑞金接到交通员区寿昌送来的中共中央给红4军前委的“二月来信”。中央来信告诫朱毛红军,“切忌将自己做成太平天国式的农民军队的行径”,并要求朱毛两人必须离开红军:“中央依据于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既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如果朱德、毛泽东离开部队,红军将群龙无首,这怎么能行?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是受共产国际的影响而写就的,显然是错误的。

这封信在红4军中造成了负面影响,广大红4军指战员都觉得中央不信任红4军,不让它做强做大,还要把朱毛调走,于是议论纷纷,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急剧滋长,其中悲观情绪尤为严重。4月5日,毛泽东在瑞金致信中共中央,陈述己见。他从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出发,一方面批评了中央的错误指示,一方面以坦荡的胸襟提出:“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来那是胜过我们的。”3这一处理办法有理、有利、有节,体现了毛泽东高超的斗争艺术和政治智慧。后来,中共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没有坚持原议,收回了成命。

(三)红4军领导层内部出现歧见。罗福嶂会议后,由于取消了军委,领导人分工不尽合理。红4军党代表、前委书记毛泽东兼任军政治部主任,工作重心移至军务。军长朱德觉得有碍司令部工作,认为毛有“家长制”,主张“恢复军委”。毛泽东则认为“党内现发生些毛病”,是军长“久屈欲伸”,有“与党争权”之嫌。红4军领导层内部的歧见愈来愈深。6月1日,毛泽东在永定县湖雷致信中共中央,表示:“朱毛同志可以随时离开队伍,只要请中央派人来代替。”

(四)刘安恭的到来引发了党内纷争。5月初,中共中央军事部派刘安恭来到红4军。刘安恭是四川人,和朱德是老乡,早年入云南讲武堂,参加过南昌起义,与朱德一起留学德国,后来又留学苏联学习军事。当时部队很崇尚在苏联留过学的,刘安恭又是中央派来的,朱德、毛泽东和陈毅根据当时情况,决定恢复红4军军委,安排刘安恭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刘俨然成了朱毛红军的三把手,位居陈毅之前。可是,刘安恭刚从苏联回国不久,不了解中国红军的情况,在他主持的一次军委会议上作出决定,规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的事。

这个决定限制了前委的领导权,使前委无法开展工作。”其用意显然是要排斥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刘甚至还搞宗派活动,渲染红军中有两派,一为拥护中央派,一为反对中央派,制造朱毛对立的舆论。这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在红军指战员中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

正是由于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终于在中共红4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前后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引发了“朱毛之争。”

二、“七大”纷争的真相与中央“九月来信”的裁决

(一)“七大”纷争的真相。

1929年5月底,红4军前委书记毛泽东为了消除思想混乱,统一认识,确定红军的领导机制,在永定县湖雷召开了前委会议。会议过程中,在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前委和军委分权等问题上发生了争论。毛泽东认为:当时军队战斗频繁且经常转移,领导工作的重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军队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置重叠机构,并批评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因此主张撤销军委。

毛的意见得到了红4军第1纵队司令员林彪、前委秘书长江华、前委委员谭震林等人的支持。而军委书记刘安恭却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等。刘的意见得到了军长朱德等人的支持。第1纵队党代表陈毅则居中调停。争论结果,双方未能达成共识。毛泽东觉得,作为前委书记,难以继续工作,提出辞职,但前委多数人没有同意。湖雷会议开到深夜,不欢而散。

为了解决分歧,6月8日,红4军在上杭县白砂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白砂会议前,林彪给毛泽东送来一封信,一是劝毛不要辞职,要和党内错误思想作斗争;二是含沙射影地攻击朱德有“领袖欲望”,“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等。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4点书面意见:(1)“前委、军委成分权现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领导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2)“根本分歧在前委和军委”;(3)“反对党管一切(党管太多了,权太集中于前委),反对一切归支部”,“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受限制”,“这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动摇,成了根本的问题”;(4)“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同时成了全党的问题),完全做不起来”。

会议进行过程中,争论再起,焦点仍然是要不要设军委的问题。毛泽东、林彪等人主张撤销,朱德、刘安恭等人主张保留。“在要不要军委这个具体问题的争论背后,实质上是一场关于党和军队关系问题的争论。”刘安恭肆意指责毛泽东“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提出用“完全选举制度及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与会人员的态度,仍同湖雷会议时一样。大家愈争愈烈,毛泽东再次愤而提出辞职,表示:“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鉴于毛的坚决态度,会议就军委的设置问题进行表决,结果以36票对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撤销军委的决定,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占了上风。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被免除,调任第2纵队司令员。红4军政治部主任改由陈毅担任。

白砂会议虽然解决了争论的焦点问题,但红4军党内仍不平静。刘安恭对白砂会议作出的决定不满,到处游说。毛泽东认为在组织指导上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不了,执意不肯收回辞职意见。为了尽快结束党内争论,前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于近期内主持召开中共红4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并要求毛泽东和朱德各写一篇文章,阐述自己的看法,以统一认识。

毛泽东即于6月14日以《给林彪的信》为题,写了一篇长文,提出了红4军党内的“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 “形式主义与虚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14个问题,供党内讨论。

这14个问题,后来实际上构成古田会议的主基调和思想理论基础。毛泽东在文章中阐述的主要思想和核心观点是:第一,“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的斗争,是四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第二,“四军中向来就有一些同志是偏于军事观点的,与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路线问题”;第三,“到近日,两种不同的意见最显明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少数同志们硬是要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这是什么人都明白在实际上不需要的”,“我只好说这是少数同志们历来错误路线的结穴”。第四,“近日的问题(军委问题,但原则问题)只是历史的结穴,历史上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的最后挣扎。”毛泽东由此认为:“争论的焦点是在现在时代军部要不要的问题”。

信的最后,毛泽东解释了辞职的4条理由,其中强调提出:“我个人身体太弱,智识太贫,所以我希望经过中央送到莫斯科去留学或休息一个时期”。6月15日,朱德也发表《给林彪的信》一文,表示了3点不同看法:第一,“党管一切为最高原则,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共产党应该“经过无产阶级组织的各种机关(苏维埃)起核心作用去管理一切”,“说我代表军官要争自由,与党分权”,“不能接受”;第二,过去前委代替了支部工作,实行的是“由上而下的家长制”,而不是“由下而上的民主制”;第三,毛泽东强调“党员的自由要受限制”,“但他自己的行为却是自由的,不服从中央调动。”毛泽东和朱德的文章,都刊登在红4军当月出版的第3期《前委通讯》上。

事态的发展出现了令人忧心的结局。在毛泽东、朱德的公开文章发给全军指战员讨论的基础上,中共红4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于6月22日在龙岩公民小学的兴学祠召开。大会由陈毅主持。陈毅作了政治报告,毛泽东、朱德等都作了发言。会上,代表们围绕井冈山斗争以来的各方面问题进行了争论。会议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和必须坚持党的集权制(当时党内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领导原则的正确意见,认为流寇思想“不是事实”,认为“集权制领导原则”是一种“家长制倾向。”在会上,朱毛之间发生了争论。

陈毅以团结为重,做了必要的斡旋、调解。他诙谐地说:“你们朱毛两个人,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两个大国天天在打架,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是不好办。我是晋楚之间,两大之间,我跟哪个走,站在哪一边?我就是怕红军分裂、怕党分裂。我还是希望你们两方面团结。”会议对毛泽东、朱德、刘安恭、林彪都进行了批评。毛泽东说:“会上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说,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的,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是不正确的。”

大会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案在分析“这次争论的原因和性质”时,认为争论的原因有5个:“①由四军的党员的经济背景复杂所产生的不统一的思想歧异;②负责同志间工作方式与态度不好所引起的意见纠纷;③组织不完备,如党代表兼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朱毛(军长、党代表)的责任心重,都爱多管;④新的理论批评旧的习惯反响;⑤过去党的批评精神缺乏。”至于争论的性质,决议认为:“这次争论不仅是朱毛闹意见,不仅是组织原则的解释不同,实由于过去党的斗争历史上各种不同的主张,各种不同的方式互相(精神)着,历久不得解决,加上组织上有缺陷,及党内批评精神缺乏,造成这次争论总爆发。”决议案对“七大”争论的原因与性质的分析和判断总体上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

决议案在“总批评”中认为:“朱、毛两同志在党内外负责重要工作,不能因某种政策与意见不同互相猜忌,又不提出来批评交由党解决,以致造成这次党内出现严重争论,给党以不好的影响。朱、毛两同志都有同等错误,但毛泽东同志因负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争论应负较大的责任。”大会为此决定:“给毛泽东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朱德以书面警告处分。”决议案结尾提出了“闹个人意见的滚出党去”等口号。

大会最后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等13人为前委委员。但在选举前委书记时,毛泽东落选,陈毅以多数票当选为前委书记。

(二)对“七大”纷争的评析。

纵观中共红4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党内的纷争和“七大”召开的全过程及其所通过的《决议案》,笔者得出以下几点看法,与学界同仁共商。

第一,红4军党内发生的争论,并非偶然,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如毛泽东所言,“是历史的结穴”,根本原因在于红军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日益滋长。

第二,红4军党内发生的争论,其性质既不是西方学者所认为的是什么个人的“权力之争”,也不是传统观点的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当然也不是一般的“工作方式”之争,而是关系到党和红军建设中一些重大原则问题的争论,当然也是红军初创时期党内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这场争论的双方,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对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总任务的认识方面都是完全一致的,不存在任何根本利益的冲突。正如1944年3月15日毛泽东在致中共中央华中局的电报中所说:“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区域的争论,属于若干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总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

第三,中共红4军第七次代表大会是一次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又存在严重错误的会议。说其具有积极意义,表现在会议初步总结了红4军创建2年来党的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大会通过的决议后来呈报中共中央审查,为后来中央解决红4军党内争论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说其存在严重错误,是“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特别是在未报告中共中央批准之前就擅自改选红4军前委,致使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使前委“顿失领导中心”。

第四,陈毅本着“结束争议,增强团结”的宗旨主持召开了“七大”,对会议存在的错误和缺点负有某种领导责任,但出发点和主观愿望是好的。他在“七大”上被选为前委书记,是党内民主选举的结果,不是什么“反毛”、“夺权”。

第五,“在我军初创时期,大家都没有经验,在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出现分歧,发生一些曲折,是不可避免的”。

(三)中央“九月来信”对纷争的裁决。

中共红4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后,毛泽东离开红4军主要领导岗位,来到闽西蛟洋一带,帮助闽西特委召开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7月底,红4军前委接到中共中央4月5日的来信。来信要求红4军“派一得力同志”“来中央报告与讨论一切问题之后,再回到你们那里工作”。前委在蛟洋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陈毅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陈毅请毛泽东复职,主持前委工作,毛坚辞不受。于是,前委指定朱德代理前委书记。8月,在毛泽东去闽西养病、陈毅去上海开会期间,朱德率领红4军主力出击闽中取得胜利,收复龙岩,攻占上杭,并于9月下旬在上杭县太忠庙主持召开了中共红4军第八次代表大会。由于前委班子不健全,加之缺乏必要的准备,“结果,会议开了三天,七嘴八舌,毫无结果。”后来,红4军主力又冒进东江,攻打梅县,遭受重大损失。

这时,郭化若、彭祜、罗荣桓、张恨秋等基层指挥员纷纷致信毛泽东,强烈要求他回军主政。毛泽东认为他们是“政治小鬼”,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随便回来。这个路线问题不解决,我就不能回来。”

陈毅在上海期间,撰写并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毛争论的报告》等。8月29日,中共中央讨论了陈毅的报告,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的三人小组,以周为召集人,解决红4军的问题。随后,周恩来委托陈毅起草了一封《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信写成后,经周恩来审定,于9月28日以中央名义签发,史称中央“九月来信”。“九月来信”正确、稳妥地解决了红4军党内争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对加强和改进红4军中党与军队的建设,具有极为深远而重大的意义。

“九月来信”在“红军中党的工作”中明确指出:“前委下面不需要成立军委”,“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由政治委员监督,前委应着眼在红军的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上。”在“朱毛问题”中,还明确指出:“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这就是中央“九月来信”对“朱毛问题”的裁决。简而言之,归结为两句话:一是“前委下面不需要成立军委”;二是“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

10月22日,陈毅携带中央“九月来信”从上海来到正在蕉岭县松源的红4军前委机关,向前委成员传达了“九月来信”的内容。随后,陈毅派人将“九月来信”送往上杭蛟洋苏家坡给毛泽东,并致信请毛回红4军重新担任前委书记。信中说:“我这次到中央去了一趟,我们的争论问题都解决了。七次大会是我本人犯一次严重错误,我可以作检讨。中央承认你的领导是正确的。此间,同志们也盼望你回队。希望你见信后坐担架赶快回来。”11月18日,红4军抵达上杭官庄,23日攻占长汀。

毛泽东在苏家坡收到中央“九月来信”和陈毅亲笔信后,非常欣慰,即于11月26日抵达长汀,同朱德、陈毅会合,回到前委领导岗位。28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中央:我病已好,十一月二十六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蛟洋到达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12月初,红4军进驻连城县新泉,随即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整训。随后,部队进驻上杭县古田。毛泽东在古田召开了各种调查会,起草了古田会议决议案。28~29日,古田会议胜利召开。

三、古田会议的亮点、精神与启示

古田会议在中央“九月来信”的指引下,经过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的努力,开得很成功,取得了积极成果,解决了红4军从下井冈山以来党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根本问题,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红4军前委,毛泽东当选为书记。古田会议是红军初创时期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从此,红军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对后来党和军队的建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古田会议的亮点。

古田会议的亮点是思想建党与政治建军,核心理念是注重用无产阶级思想指导党和军队的建设。所谓思想建党,正如决议所指出的:“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决议强调,“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要“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所谓政治建军,也如决议所指出的:“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如不注重政治和政治工作,“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这实质上就是“党指挥枪”的思想的一种原始表述。

(二)古田会议精神。

古田会议精神是什么呢?如何对其进行概括、表述?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是一种结果,一个过程,不属于精神层面的概念。古田会议精神的概括,当然见仁见智,可以讨论。笔者认为,一种精神的概括,一要作原生态的研究,原汁原味,符合历史实际;二要能穿透时空,富有现实意蕴;三要简明扼要,大众化,精准上口。笔者以为,古田会议精神可概括为16个字:“团结和谐,听党指挥,坚定信念,开拓创新。”具体解读,以史为证。

古田会议经历“七大”及以前几次会议的纷争,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以及中央“九月来信”的指导下,分清了是非,统一了认识,在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维护了党内和谐;古田会议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强调红军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实际上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古田会议后,毛泽东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伟大论断,表达的是一种坚定的革命信念;古田会议前,毛泽东代表前委提出了“一年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计划,会后不到两年就创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这个具有国家形态的新生红色政权,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开拓创新的辉煌成果。

(三)几点启示。

古田会议距今整整80年,这段光辉而曲折的历史,对于今天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有些什么启示呢?

一要发扬党内民主,维护党内和谐。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集中统一是党的力量保证。必须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切实推进党内民主,并以党内民主带动党外民主和人民民主,进一步促进党内和谐,提升社会和谐能力,更好地构筑当代中国的和谐社会。

二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完善领导机制。科学的领导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有效治国理政的根本保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要更好地改革和完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领导体制和决策机制,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三要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风建设。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成败。要以高举旗帜、坚定信念、践行宗旨为根本,大力弘扬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优良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形成凝聚党心民心的强大力量。要以坚强的党性保证党的作风建设,永远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坚决反对腐败,加强廉政建设,切实做到清正廉洁、务实为民。

四要勇于开拓创新,推进科学发展。开拓创新,科学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动力源泉。当前,中国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前迈进。全体党员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常怀忧党忧国之心,恪尽兴党强国之责,勇于变革,勇于创新,不断推进党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

来源:《军事历史》2010年01期,作者余伯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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